“数理逻辑”的讲经，其威力并非立时显现于外在的器物或制度变革，而是如同一场静默的思维瘟疫，在人们的心智深处蔓延、发酵，催生出一场波及所有知识领域的“方法论”革命。怀疑与求证，开始成为许多思考者的新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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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传统知识的“逻辑”审视
天幕带来的理性之光，首先照向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观念与知识。
· 医术的“实证”挑战：
一些受过天幕医学启蒙的年轻医者，开始大胆质疑某些流传已久却无法验证的“医理”。
“《黄帝内经》言‘心主神明’，然天幕所示，思维感知与脑部密切相关。此说是否需修正？”
“某古籍记载某药方包治百病，其效验几何？有无对照比较？是否可能只是偶合或心理之效？”
古老的医典开始被置于逻辑与实证的放大镜下审视，一场医学领域的“古今之争”悄然酝酿。
· 风水星相的“因果”拷问：
以往深信不疑的风水吉凶、星相命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宅邸坐向与家族兴衰，其因果逻辑何在？可有统计数据支持？抑或只是巧合与心理暗示？”
“天幕已言明星辰运行自有物理规律，与人间祸福无直接关联，那星相占卜之学，其根基何在？”
玄学领域遭遇了自其诞生以来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 历史记载的“考据”深化：
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对古籍的简单转述，开始运用初步的逻辑推理和考据方法，分析史料来源的可信度，辨别其中的矛盾与夸大之处，试图还原更接近真相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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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权威与经典的“理性”祛魅
逻辑的普及，无形中削弱了单纯依靠权威和经典建立起来的知识霸权。
· “圣人之言”并非绝对：
“孔子曰……”、“朱子云……” 这类引经据典的论证方式，其效力开始打折扣。人们开始追问：“圣人此言，于理可通？于事实可合？” 理性判断的标准，开始与权威的份量分庭抗礼。
· 门派武学的“原理”剖析：
即便是少林、武当这等武学圣地流传下来的绝技，其修炼法门与运劲原理，也开始被弟子们以天幕所授的力学、生理学知识进行审视和验证。以往“祖师爷就是这么规定的”说法，不再能完全服众。武学传承，从“盲信”开始走向“理解”。
· 朝廷政令的“效果”评估：
对于朝廷颁布的各项政策，地方官员和有心士人开始尝试分析其内在逻辑，并观察其实际执行效果，而非一味奉承或阳奉阴违。一种基于“实效”而非“上意”的政策评价雏形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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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术争论的“范式”转换
学者之间的争论，开始摆脱纯粹意气之争和人身攻击，转向更注重逻辑与证据的轨道。
· 辩论规则的初步建立：
在一些高水平的书院辩论中，参与者开始有意识地避免逻辑谬误，要求对方提供证据，明确概念定义。“摆事实、讲道理”逐渐成为被认可的辩论准则。
· 跨学科对话的可能：
数理逻辑成为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通用语言”。格物学者可以与致知学者就某个社会现象的因果进行推演；医者可以与武者讨论内力运行与生理结构的关系。知识的壁垒因共同的方法论而有所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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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会生活中的“逻辑”应用
理性思维也开始渗透进日常生活与社会治理。
· 谣言的“证伪”意识：
面对市井流传的种种谣言，一部分人开始本能地追问：“消息来源是哪里？有何证据？是否符合常理（逻辑）？” 尽管力量微弱，但理性的声音开始出现。
· 契约文书的“严谨”化：
商业契约、地契、借据等文书，其条款变得更加细致和明确，力求避免因表述模糊而产生的逻辑漏洞和纠纷。
· 公共决策的“推演”尝试：
在治理水患、规划城池等公共事务中，主事者开始更多地依靠数据测算和逻辑推演来评估不同方案的利弊，而非完全依赖风水或个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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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暗处的阻力与新的迷茫
理性的进军并非一帆风顺。
· 旧势力的反扑： 那些依靠传统权威、神秘主义维持地位和利益的阶层（如部分神棍、固守旧学的文人），对逻辑思维极力抵制，斥其为“坏人心术”、“动摇根本”。
· “逻辑”的滥用： 亦有巧言令色之徒，开始学习并利用逻辑技巧来编织更精巧的谎言，或进行诡辩，使得真相在某些时候反而更加扑朔迷离。
· 价值真空的危机： 当旧有的信仰和价值观在理性审视下动摇时，新的、足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这导致一部分人陷入了精神的迷茫和虚无。
理性质疑，思潮激荡。天幕播下的逻辑种子，正在这个古老世界的思想土壤中生根发芽，它既带来了破除蒙昧的曙光，也伴随着转型期的阵痛与混乱。一个更加清醒，也可能更加冷酷的理性时代，正踏着质疑与求证的鼓点，蹒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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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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