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情之后，生活的车轮依旧滚滚向前，而且似乎转得更快了。
进入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的工作，比我想象中还要繁忙和紧张。周省长（现在需要改口了）是新任的常务副省长，分管的工作领域重要且繁杂，会议、调研、文件、接待……几乎占据了所有时间。作为负责文稿和调研的随行秘书之一，我需要快速熟悉情况，精准把握领导思路，高效完成各类材料的起草和整理。
那段时间，我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陀螺，每天早出晚归，加班到深夜是家常便饭。办公室成了我待得最久的地方，那盏台灯见证了我无数个奋笔疾书的夜晚。虽然疲惫，但内心是充实的，能参与到全省核心决策的辅助工作中，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和挑战性。
与此同时，我和沈清薇的婚事也被提上了日程。我们没有选择大操大办，一来我刚刚进入新岗位，需要低调，不宜张扬；二来我们双方家庭都不富裕，不想给家里增添太多负担；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形式远不如内容重要。
婚礼定在我到办公厅工作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没有盛大的迎亲队伍，没有奢华的酒店宴席，甚至没有通知太多人。
那天早上，我请了半天假，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接来了从老家赶来的沈清薇。她穿着一条崭新的红色连衣裙，这是她为自己准备的“嫁衣”，脸上带着羞涩而幸福的红晕。我的父母和她的父母也都提前一天到了省城，住在我临时租下准备用作新房的一间小房子里。
所谓的“婚礼”，就是在我们租的那间不到四十平米的小屋里进行的。墙上贴了一个大大的红双喜字，是我和清薇一起剪的。桌子上摆了些瓜子、花生和水果糖，还有我母亲从老家带来的、自己蒸的喜馍。
来宾很少。除了双方父母，我只请了研究室的老王——他算是我的“娘家人”，非说要来沾沾喜气。清薇那边，只来了她在省城培训时认识的一位关系要好的女教师。周省长那边，我自然不敢惊动，只是通过孙秘书委婉地报告了一声，周省长让孙秘书转达了他的祝贺，并特批了我一天婚假。
没有司仪，没有繁琐的仪式。我们就在这间简陋却充满温馨的小屋里，向双方父母敬了茶，改了口。
我父亲，那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农民，穿着他最好的一件中山装，手有些颤抖地接过清薇奉上的茶，嘴唇嗫嚅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好，好孩子……以后，致远就交给你了。”
清薇的父亲，那位小镇上的知识分子，则显得更拘谨一些，只是反复说着：“互相照顾，互相体谅。”
我母亲和清薇的母亲拉着的手就没松开过，眼里都含着泪花，那是高兴的泪，也是放心的泪。
敬完茶，我们就算正式成为夫妻了。
中午，我们在附近一家普通的小饭馆订了个包间，请双方父母和两位朋友吃了顿便饭。菜很简单，但气氛很热烈。老王发挥了他插科打诨的本事，把几位老人都逗得合不拢嘴。清薇的那位女同事则不停地夸我们郎才女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没有山珍海味，没有觥筹交错，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种简单、质朴的温暖，比任何豪华的排场都更让人动容。
吃完饭，送走了父母和朋友（他们当天下午就坐车返回了，不想多打扰我们），我和清薇回到了我们租来的“小家”。
屋子里还弥漫着淡淡的喜庆气息。那个红双喜字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我们相视一笑，都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几个小时前，我们还是恋人；现在，我们已经是法律上和习俗上都认可的夫妻了。
“累了么？”我看着她，轻声问。
她摇摇头，脸上带着新婚的羞涩和甜蜜：“不累。”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景，轻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嗯，暂时是我们的家。”我走过去，从身后轻轻拥住她，“委屈你了，婚礼这么简单。”
她转过身，靠在我怀里，仰起脸看着我，眼神清澈而坚定：“我不觉得委屈。只要我们在一起，哪里都是家。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在一起的人。”
她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熨帖了我因婚礼简陋而产生的那一丝丝愧疚。是啊，重要的是人，是彼此的心意。这份在患难与共中萌芽、在相互理解中成长的感情，远比一场风光无限的婚礼更加珍贵。
这个简单的婚礼，没有鲜花簇拥，没有掌声雷动，但它见证了两个年轻人以最真诚的方式，将彼此的未来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它像一粒种子，虽然埋藏在朴素的土壤里，却蕴含着生长出参天大树的全部力量。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的小屋里，亮起了温暖的灯火。
这灯火，虽然微弱，却照亮了我们新生活的起点，也预示着一段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漫长旅程，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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