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信副秘书长那番话带来的慰藉，像一层薄薄的暖色，短暂地涂抹在我灰暗的心境上。回到政策研究室那个熟悉的格子间，连对桌老王那张总是研究菜谱的脸，似乎都变得顺眼了几分。
“哟，回来啦？周副秘书长找你啥好事？是不是又表扬你那报告了？”老王凑过来，脸上写满了八卦。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没敢细说。内心深处，我知道那并非表扬，而是一种更复杂、更沉重的认可。但这份认可，确实让我的腰杆在研究室里无形中挺直了些。张主任见到我，破天荒地主动点了点头；就连平时不怎么搭话的几位老同志，看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意味深长。
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我有些恍惚，仿佛前几天那个因为妥协而痛苦不堪的自己，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人。权力的磁场，如此无形却又无处不在，仅仅是一次被高层关注的谈话，就能让周围的空气改变成分。
然而，这种“沾沾自喜”的苗头，很快就被来自外部的两股强劲气流吹得七零八落。
第一股气流，来自赵瑞龙。
就在我从周副秘书长办公室回来的第二天，一封来自南方的信件，安静地躺在了我的办公桌上。信封是那种高级的乳白色铜版纸，触手温润，上面用遒劲的钢笔字写着我的单位和名字，落款是“内详”。
撕开信封，抽出信笺，带着淡淡香味的纸张上，是赵瑞龙那熟悉又带着几分张扬的字迹。
“致远兄台鉴：
暌违日久，拳念殊殷。听闻兄在政策研究室笔耕不辍，大作偶见内参，文采斐然，剖析入微，弟于南方亦有所闻，深感钦佩。
然，兄终日埋首故纸，与清规戒律为伍，纵有经天纬地之才，恐亦难展抱负于万一。方今之世，风云激荡，南方春潮涌动，气象万千。弟不才，已辞去公职，投身商海，与几位朋友共创‘瑞龙实业’，虽筚路蓝缕，然天地广阔，大有可为。
近日偶得一项目，涉及进出口贸易，利润颇丰，唯缺兄这般既通政策、又具慧眼之俊才相助。若兄有意，何不效仿古人‘投笔从商’？此地绝非研究室之方寸天地可比，香车宝马，快意人生，方不负男儿七尺之躯。
望兄慎思。如蒙不弃，静候佳音。
顺颂
时祺！
弟：瑞龙谨启
xx年x月x日于南海之滨”
信不长，但信息量巨大。
赵瑞龙，辞职下海了？还创办了公司，邀请我“加盟”？
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赵瑞龙在大学时就是风云人物，家境优渥，活动能力极强，毕业后分配到了省里一个实权部门，所有人都认为他仕途一片光明。他居然……放弃了？选择了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还带有“投机倒把”色彩的经商？
紧接着，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信里的字句，看似客气，实则充满了居高临下的炫耀和一种隐含的轻视。“埋首故纸”、“清规戒律”、“难展抱负”、“香车宝马，快意人生”……每一个词，都像一根细针，刺在我那刚刚因为周副秘书长认可而建立起的一点点脆弱自信上。
他是在告诉我，我选择的这条路，是狭窄的，是清苦的，是没有“前途”的。而他选择的，才是时代的潮流，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一种难以言状的烦躁和失落感攫住了我。同样是大学毕业生，同样怀揣理想（或许他的理想和我的不同），他已经在南海之滨畅想“香车宝马”，而我还在为一份被阉割的报告能否引起一丝关注而忐忑不安。
这，就是差距吗？这种差距，是因为选择，还是因为出身和背景？
我将那封散发着香水味的信揉成一团，想扔进纸篓，手举到一半，却又停住了。最终，我还是把它展平，塞进了抽屉的最底层。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里难受。
如果说赵瑞龙的来信，像一记闷棍，打在了我对仕途价值的认知上；那么紧接着陈默打来的电话，则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对“成长”的天真幻想。
电话是在晚上打到我们科室的，我因为赶一份材料还没走。
“致远，是我，陈默。”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和沙哑。
“陈默？你怎么了？声音不对啊。”我心头一紧。陈默毕业后分配回了他的老家，一个北方工业城市，进了市纪委。他性格沉稳正直，是我们几个人里最让人放心的。
“我……可能要离开纪委了。”陈默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什么？！”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怎么回事？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离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我参与调查一个案子，涉及到市里一个重点国企的老总，证据……很确凿。但是，压力太大了。来自各方面的……说情、暗示，甚至威胁。上面……最终决定，案子暂时搁置，不予立案。”
他的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领导找我谈话，说我还年轻，不懂‘大局’，需要‘保护性锻炼’。意思就是，让我自己申请调离纪委，去个……清闲点的部门。”
我握着听筒，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能想象到陈默此刻的痛苦和迷茫。他那样一个信奉规则、追求正义的人，却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被“大局”和“压力”碾碎了信念。
“我……可能要去市志办，或者档案局了。”陈默苦笑了一声，“致远，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当初在学校里，争论的那些理想、那些原则，是不是……太可笑了？在现实面前，它们脆弱得不堪一击。”
他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匕首，刺穿了我因为周副秘书长认可而获得的短暂慰藉。赵瑞龙在商海扬帆，嘲讽着体制的“清规戒律”；陈默在纪检战线折戟沉沙，控诉着现实的“大局”和“压力”。
而我呢？我刚刚因为向一位高级领导反映了“真实情况”而沾沾自喜，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兼顾理想与现实的道路。可陈默的遭遇，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我打醒了。
周副秘书长的认可，或许真诚，但在庞大的、盘根错节的现实面前，它能起到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陈默面对的压力，难道就比清河县的农民负担问题来得小吗？他所遭遇的“搁置”，难道不也是一种更高级、更冰冷的“妥协”吗？
成长的代价，原来不仅仅是学会妥协，更是要眼睁睁看着身边最坚持原则的人，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努力和坚持，在某种强大的惯性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力。
这种认知带来的痛苦，远比一次简单的妥协，更加深沉，更加刻骨。
“陈默，”我对着话筒，声音干涩，“别这么说……也许，也许只是暂时的……”
我的安慰，苍白得连自己都无法说服。
电话那头，只剩下沉默，以及南方潮湿夜风也吹不散的、来自北方的沉重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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