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他一番有理有据的话打动了，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你可要指点我，振强！”
李振强说道，“我听我媳妇说你现在住的地段就不错啊，何必舍近求远，在附近买一间不就行了！”
“那不是离我爹太近了吗？”
“咦，你不是个孝顺儿子吗，刚刚还说你爹年纪大了住的跟他近一点方便照顾，怎么这么快就转变主意了？”
我老脸一红，尴尬地说，“那也不能太近吧，人家不是说了，远香近臭，只要离着不很远就行。”
振强说，“那就听我的，在你家附近买。哎，不应该劝人买田置地，但咱们是亲近关系，我也不顾忌了。话说记住，一定要位置好，最好是单位家属院有证的！”
过后几天一有闲暇时间，我就待在我那间堆满旧玩意的小屋里，懒散地躺在床上冥思苦想，越想越觉得李振强说的有道理，俗话说人无夜财不富，如果就凭现在卖点旧货捞点钱，小钱可以能不断，但发财就别想了。再说，这两年眼见得京城人越来越多，房子的确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况且买了房子即便自己不住，租出去也能挣不少钱，像我这种没有固定工作的，如果能吃上“瓦片”，也算是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于是就想着付诸于实践。
我现在住的房子，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是我爹当毛线厂车间主任时候置换过来的，是这个小四合院的两间东厢房，据院里的老人说，这个院子原来是清朝一个翰林的别业，放现在话说就是养二奶的地方，院子不大是个两进院。以前的格局现在基本上看不出来了，因为这些年下来，能放东西的地方基本上都堆着各式各样的杂物，这些杂物放在那里，任凭岁月侵蚀腐朽也没人管，但是你想动一动，就有人站出来给你大家拼命；能盖房的空地，基本上都被瓜分改建了厨房杂物间，这导致过道窄的跟羊肠子也差不多少。
为什么说这两间房是置换过来呢，是因为早些年，职工都是由各自所在单位统一分配住房，但分配的房子不会按照你需要的条件量身定做，为了解决上下班路远、夫妻分居、孩子上学等问题，在民间开始了“换房”运动，在民间自发的“换房会”上，有换房需要的就将自家房屋的情况写在纸板上，就跟插标卖首差不多少，以便来换房的人了解。大体流程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单位在门头沟，单位给你分的房子大差不离也在门头沟，但是呢，你媳妇单位在朝阳区，如果住在门头沟，你媳妇上班可费老劲了，怎么办？恰巧这个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与你相反，他和他媳妇都在门头沟上班，住房却在朝阳区，如果在“换房会”上碰上了，你们把各自房子换一下，不就皆大欢喜了。
这时候有人要问了，房子面积和位置不一样，东城的换成门头沟的不吃亏了吗？这种情况也存在，比如九十年代有一部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家》，里面有一集叫“换房”，说是男主角贾志新为了报复别人，就做了个假的“换房启示”给贴出去了，上面写着用一套使用面积50平米的三居室，换一套三环外，最好是漏雨背阴儿什么的平房，弄得对方他们家差点让换房的把门给撞飞了，现在看能住在三环就已经不错了，但当时三环可差劲得很，北京是2004年奥运会以后才发生明显变化的。
当然了，现实中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但肯定有沾光的有吃亏的不佳，但主要是吃位置的亏，面积方面一般不会吃亏，因为换房的一般都是普通职工（人家干部也不用换房），住房面积都差不多，至于位置吗，方便自己的不就是好位置吗？大家心态还都挺坦然，至少当时是这样。
当然了，在换房同时也会进行简单的房产评估，觉得不合适一方可以要点经济补偿。我有个小学同学家就换过房，从东城换到了西城，都是平房，但他们家是一间是北房，对方是一间西房，他们家觉得吃亏了，对方就加了一千块钱，在当年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言归正传，我老爹当初也是三番五次去“换房会”踅摸，他目的简单粗暴，就是想把他海淀那两间工厂宿舍，换到距离天安门近一点的地方，在他眼里，住在天安门旁边，百邪不侵长命百岁。
后来我才知道，当初他脖子上长了个疙瘩，自己一直怀疑是瘤子，但又讳疾忌医不敢去看，就想通过封建迷信手段治病，也不知道听说谁说的，住在天安门附近能逢凶化吉百病不侵。后来房子换成了，一检查，只是简单的胃溃疡，他连连感叹住在天安门附近真是有福。
八十年代北京换房潮的兴起，折射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社会阵痛。国营单位分配的预制板楼房普遍存在合居现象，三户共用厨卫的哑铃式户型占比超60%，催生了市民自发的住房空间置换需求。西单电报大楼前的换房市场每周聚集上千人，手写换房启事用图钉扎满整面公告墙，户型朝向、通勤距离、子女学区成为交易核心要素。
简言之，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客观上缓解了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束缚。建筑公司电工用朝阳区15平米单间换得海淀区12平米带独立厨房住房的案例，反映出市民为改善居住功能甘愿牺牲面积的务实选择。崇文门三角地的换房掮客群体在此过程中悄然形成，他们掌握跨区域房源信息，通过手绘户型图促成交易，收取0.5-1个月房租作为佣金，成为房产中介行业的原始雏形。
1987年东城区房管所数据显示，当年经备案的换房交易中，32%实现了职住距离缩短，纺织厂女工群体通过置换将通勤时间从90分钟降至40分钟的案例占比达17%。这种微观层面的空间优化，为九十年代商品房改革提供了底层实践样本。筒子楼住户用临街房换得顶层安静居室时，往往附带转让窗前晾衣绳的\"空中领地\"，这类非正式产权交易催生了居住权益的细分认知。
但是，换房市场的活跃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制度性缺陷。1985年宣武区换房纠纷案件中，67%源于口头协议失效，凸显出缺乏契约保障的隐患。西四换房角曾出现用故宫筒子河景观房换取双气俱全住房的极端案例，反映出居住品质评判体系从空间特权向功能实用的转变。这些自发形成的交易规则，为后来房改中的产权明晰化积累了民间智慧。
胡思乱想了一会，我对附近各个单位宿舍、胡同都很熟，掰着手指头数来数去，看看谁的房子能卖。想来想去，也就是冶金花苑还符合条件，这是冶金部一个下属单位的宿舍，听说这个单位新盖了楼房宿舍马上就要分配，肯定有人会卖大杂院的房子。而这个大杂院其实比一般大杂院强得多，是大清朝一个镇国公的府邸，因为是单位家属院，私搭乱建也少，原来的格局基本还保持着，看着可敞亮多了。
青砖围墙绵延三十余米，墙头探出的老槐树像团凝固的绿云。镇国公府邸的广亮大门早被砌成红砖墙，只留下两尊被磨平鬃毛的石狮子守着水泥抹平的门洞。当年供车轿出入的仪门还倔强地挺着褪色斗拱，朱漆剥落处露出层层叠叠的标语残迹——\"劳动光荣\"的宋体字下还压着民国商号的魏碑招牌。
穿过幽暗的过厅，迎面照壁上的鹤鹿同春砖雕早被蜂窝煤染得乌黑。三进院落里，抄手游廊被各家分割成厨房储物间，褪了金的雀替下挂着腊肠和晾衣绳。正房五间虽还保留着抬梁式构架，但雕着万福流云的隔扇窗早换成蓝漆铁窗，窗台上晾晒的萝卜干正对着檐角残破的走兽微笑。后院太湖石假山早被孩子们磨出包浆，石缝里塞着彩色粉笔和玻璃弹珠。抱厦改成的公共水房里，十二个水龙头日夜叮咚，青石板上的水痕沿着百年前的地漏纹路蜿蜒。谁家新买的洗衣机正在甩干，震得窗棂上残存的冰梅纹棂心扑簌簌掉灰。
一个好汉三个帮，看来办这个事光靠我自己不行，还需要拉个帮手，到时候给我“敲边鼓”帮腔，第二天就叫上老张一起去看看。
到了冶金花苑，刚走进大门，就感觉这里的氛围和我住的四合院大不一样。院子里干净整洁，几棵大树郁郁葱葱。老张捅了捅我，小声说：“这儿看着是不错，就是不知道房价咋样。”
我们正四处打量着，突然从旁边的屋子里走出一个中年男人，警惕地看着我们：“你们干啥的？”我赶紧堆起笑脸解释我们想买房子。男人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说他正好要卖房子，就把我们领进了他住的屋子。
屋子里布置简单，不过采光很好。
男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房子的情况，我和老张一边听一边盘算着。就在我们准备进一步询问价格的时候，屋子的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哭泣。我和老张对视一眼，心中都涌起一股寒意，这看似敞亮的家属院，难道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中年男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眼神也有些躲闪。我强装镇定，朝着角落走去，想要一探究竟。老张则紧紧跟在我身后，手不自觉地抓住我的衣角。当我靠近角落，发现声音是从一个老旧的衣柜里传出来的。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打开柜门，只见一个小男孩蜷缩在里面，满脸泪痕。中年男人见此，连忙解释说这是他儿子，因为害怕陌生人所以躲起来了。可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仔细观察小男孩，发现她眼神中透着恐惧，似乎在害怕着什么。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小男孩身上有一些奇怪的淤青。我质问中年男人这是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老张悄悄跟我说，这房子说不定有问题，还是别买了。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先离开这里，再做打算。走出冶金花苑，我回头看了看那座看似平静的院子，心中充满了疑惑。
其实当时京城乱象挺多的，毕竟正处于腾飞时期，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那个年月，好像每天都在晨雾中醒来时，总带着某种焦灼的喘息。
三环边刚封顶的塔吊悬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上，像无数未落定的惊叹号。胡同口的公用电话亭玻璃结着黄褐色烟油，键盘上\"1\"和\"5\"的按键早被传呼机号码磨得发亮。柏油马路牙子边，褪色的\"下岗再就业光荣\"横幅在春风里卷着边，底下蹲着抽都宝香烟的汉子们，脚边搪瓷缸里的烟蒂正慢慢没过印着劳动模范头像的缸底。
暮色里的霓虹灯总比路灯先亮起来。西单商场外墙的日本电器广告牌滋啦滋啦闪着雪花，蓝荧荧的光晕里晃动着穿踩脚裤的姑娘，她们人造革挎包上的金属扣随着舞厅传出的鼓点叮当作响。公交站台上糊着三层新旧交叠的招贴：最底层是蓝黑油印的托福班广告，中间泛黄的纸上印着气功大师半身像，最外层鲜红的美容院海报正被夜风掀起一角，露出\"包治乙肝\"的毛笔小字。
筒子楼走廊的声控灯永远接触不良。炒菜油烟从各家铁门缝隙钻出来，在昏暗里交织成带着霉味的云雾。四楼拐角水房的下水道三天两头翻涌，漂着油花的脏水漫过印满\"拆\"字的搪瓷脸盆，把墙根处粉笔画的跳房子格子泡成模糊的蓝绿色。谁家电视机在重播《北京人在纽约》，王启明的怒吼撞上隔壁搓麻将的哗啦声，惊飞了窗外电缆上成串的麻雀。
派出所公告栏的纸质总比其他地方厚些。\"严打\"通告的浆糊还没干透，就被新贴的暂住证办理须知遮住半边。联防队员的红色袖章在夜市烧烤摊前时隐时现，孜然味的烟雾裹着自行车铃铛的脆响，把卖打口碟小贩的吆喝切成零散的电子噪音。录像厅门口的立牌上，周润发的风衣下摆被雨水泡得卷曲，半掩着用修正液涂改过日期的《英雄本色》排片表。
护城河漂着塑料袋的墨绿色水面，倒映出立交桥洞里蜷缩的流浪者。他们盖着建筑工地的防雨布睡觉时，河对岸玻璃幕墙正吞噬最后一片四合院的灰瓦。国营副食店改成的台球厅里，绿色绒布桌面残留着菜市场的白菜帮子气息，少年们球杆下的彩色母球撞碎空气里的飞蛾，弹孔般的光斑在\"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上明明灭灭。
子夜过后的长安街会突然空旷得骇人。出租车顶灯连成的红流冲破雾霾，碾过未及清扫的夜市垃圾，塑料袋粘在尾气管上发出灼烧的叹息。电报大楼的钟声在十二点准时震颤，声波掠过那些锁着三辆自行车的防盗铁笼、晾着尿布的天桥护栏、以及工地围挡里沉睡的打桩机，最终消融在二环边某个即将拆迁的大杂院里——那里某扇突然亮起的窗后，刚下夜班的女工正对着镜子练习五星级酒店的微笑礼仪，而镜框裂缝中，还夹着张1989年的月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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