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家的院子，总像一幅被阳光晒暖的年画。
大姐在灶台前忙得脚尖打转，锅盖一掀，白雾“轰”地冲上天窗；二姐胳膊底下夹着哭闹的小妹，手里还不忘给弟弟的小木枪刻最后一道花纹；三姐踮着脚，把晾好的衣服一件件叠成四方块，像码好的一摞雪。四个姐姐的脚步声、笑声、呵斥声，在土墙里来回撞，撞出一整天的热闹。
可只要个N那声“宝儿——”从里屋传来，所有声音便像被一只温柔的大手按了暂停。七七的小弟趿拉着露出脚趾的布鞋，“哒哒哒”跑过去，像一只刚长出绒毛的小鸭。奶奶盘腿坐在炕头，老花镜滑到鼻尖，手里却捏着一只剥得晶莹的煮鸡蛋，蛋白上还留着她的牙印——她总怕孙子噎着，先替他咬一口。小弟接过鸡蛋，烫得左手倒右手，奶奶笑得没了牙，一把搂进怀里，胡茬子扎得他“咯咯”直躲。
饭桌上，大姐把最嫩的鱼腹夹进他碗，二姐把唯一的鸡腿撕成细丝，怕鱼刺卡着他；三姐把自己碗里的南瓜瓤悄悄拨到他那边，南瓜甜，她知道他爱吃。小弟把鸡腿丝举得老高，像举着一面小旗子，含糊不清地喊：“姐，吃！”姐姐们齐声答：“宝儿吃，宝儿吃了长高高。”于是那面小旗子又落回他碗里，油花溅在粗瓷沿上，像一串金豆子。
冬天，火盆里的炭“哔哔啵啵”爆火星。小弟把旧棉裤拆开，把最软的棉花絮在他的小马甲里；三姐把刚烤熟的红薯掰开，金黄的内芯冒着糖稀，烫得他直跳脚，却舍不得吐。
小弟的名字叫“根生”，是爷爷翻了三宿字典取的。上户口那天，爷爷特意在名字后面加了个“宝”字，户籍警笑着说这不算学名，爷爷却梗着脖子：“咋不算？他是我家的根，也是我家独一无二的宝！”于是户口本上，“根生宝”三个字端端正正，像一枚鲜红的印章，盖在全家人心尖上。
后来小弟上学，书包是大姐用′
七七把烦心事藏进了傍晚的麦浪里。
日头刚斜，她拎着镰刀下地，却忘了带磨石。刀刃钝得割不断一根稗草，反倒把指腹划了道细口子。血珠渗出来，像一粒迟到的朱砂痣。她蹲下去，把手指插进潮润的泥土里止血，心里那团乱麻却越搅越紧——
大姐下月要出嫁，男方家彩礼只肯出一台缝纫机；二姐的师范通知书被邮差又带回去，说名额让镇上书记的侄女顶了；三姐的哮喘夜咳一声接一声，像屋后那口破风箱。小弟明年要上学，学费却还差八块六毛钱。而她，今天晌午被邻村的媒婆堵在井台，说只要她点个头，五百块定金就能先救急。五百块，够给三姐买药，够给小弟买书包，够让大姐体面地出门子。可那男人已经三十七，前头的老婆是喝农药走的。
风掠过麦穗，沙沙地响，像无数张嘴在替她拿主意。
她抬头，看见远处自家烟囱冒出第一缕炊烟。奶奶佝偻着背，正把干柴塞进灶膛；小弟光脚丫追一只花斑母鸡，笑声碎成一地铃铛。那笑声撞进她耳朵，撞得她眼眶发酸——小弟的鞋尖已经顶出两个洞，他却每天把唯一的白球鞋擦得发亮，说：“等我上学，要穿得干干净净，不给姐姐们丢人。”
七七把钝刀插进泥土，刀柄朝天，像一个小小的求救信号。
她想起去年腊月，
七七家的四个姐姐，把弟弟一家四口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条命”。
天刚蒙蒙亮，大姐已经挎着竹篮摸黑进了城。篮里装着昨夜现摘的二十个土鸡蛋、两斤新磨的糯米粉，还有用旧棉袄包得严严实实的一罐猪油——那是她去年熬了整整一下午、专留给弟媳“补月子”的。她舍不得坐三毛钱的三轮，硬是走了十里土路，只为赶在弟媳起床前把东西塞进厨房，再轻手轻脚地替小侄女掖好被角。回家路上，她听见自己布鞋“啪嗒啪嗒”响，心里却踏实得像揣着一轮小太阳。
二姐把师范毕业分到的唯一一张“留城名额表”悄悄锁进抽屉，转身去了镇上的手套厂。车间里机器轰鸣，棉絮乱飞，她一个班要缝够一千二百双手套，手指常被针扎得冒血珠。血珠落在雪白的手套上，像雪里绽开的点点梅。她舍不得请半天假，只在午餐十分钟里，用公用电话亭给弟弟家拨个“暗号”——响三声就挂，表示“今天平安”。月底领工资，她把叠得整整齐齐的八十块纸币分成三份：六十块让弟弟交房租，十块给侄女买奶粉，最后十块塞进奶奶枕头底下。
三姐的哮喘一到深秋就犯，却偏要揽下最远的山路。每天午后，她背一个比她人还高的竹篓，去后山采草药——半边莲、虎耳草、鱼腥草，专治小侄子的湿疹。山风呛得她咳成一团，脸憋得青紫，手指却死死攥住药锄，像在攥住弟弟一家四口的平安符。回来时，她先在溪水边洗净泥土，再掐掉枯叶，把最嫩的茎秆一根根码好。月光下，草药泛着银白色的绒毛，像一小片安静的雪落在她掌心。
最小的四姐才十七，却学会了“妈妈”该会的一切。小侄女断奶那天，她整夜抱着孩子踱步，哼着跑调的摇篮曲；小侄子的棉衣短了，她把自己唯一一件灯芯绒外套拆了，反过来缝成一件新棉袄——里子是红的，面子是藏青的，孩子穿在身上，像被两团暖云夹着。有一次，弟弟加班到深夜，四姐牵着两个孩子在巷口等。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孩子困得东倒西歪，她就蹲下来，让侄女趴在自己背上，让侄子倚在自己怀里。那一夜，她背上的孩子流口水湿了她的衣领，她却一动不动，生怕惊了他们的梦。
逢年过节的团圆饭，桌上永远先摆弟弟一家四口的碗：弟媳的碗里是两只肥硕的鸡腿，小侄女的碗里是剥好的虾仁，小侄子的碗里是蒸得金黄的鸡蛋羹，弟弟的碗里则堆着大姐清晨送来的、还冒着热气的红烧肉。姐姐们的筷子却总在半空拐弯，去夹最边上的咸菜、最寡淡的豆腐。小弟过意不去，把肉往姐姐们碗里拨，四个姐姐像商量好似的同时按住他的手：“宝儿，你吃了，我们就饱了。”
有一年腊月，小侄女半夜发高烧，镇医院说必须转到县医院。雪下得封了山路，救护车进不来。大姐二话没说，把棉被铺在板车上，二姐抱孩子，三姐掖被角，四姐打手电筒，四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推了十五里。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她们却轮流把手伸进被窝试体温，一路喊孩子的名字，生怕那微弱的小火苗被风雪吹灭。到了县医院，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危险了。四个姐姐瘫坐在走廊长椅上，棉袄外结了一层冰壳，里面的衣服却被汗水浸透。她们谁也没哭，只是互相攥住对方的手，像攥住一根刚救回来的命。
后来，弟弟一家搬进县城的小套间，四个姐姐仍不肯松手。大姐每月初一准时把新磨的玉米面送到楼下；二姐在手套厂申请长期夜班，只为白天能去弟弟家帮忙接送孩子；三姐把后山采的草药晒干，按剂量分装成小袋，塞满整个冰箱门；四姐则把周末全部献给两个小侄，教他们写“大、小、人”，再教他们写“家”——先写屋顶一样的宝盖头，再写里面的“豕”。她说：“屋顶要稳，家才稳；屋顶下的人，一个都不能少。”
她们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把弟弟一家四口过成了自己的命：
大姐的命是那篮鸡蛋，二姐姐的命是那叠手套，三姐的命是那把草药，四姐的命是那盏夜灯。
弟弟一家四口，就这样被四条柔韧的线紧紧系在七七家的屋檐下，像四颗心捧着一颗更大的心，在风风雨雨中一起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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