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激活文化市场，他学习虞国的专利保护制度，推行着作权保护制度，规定 “凡在扬国境内刊印的书籍，需在‘崇文馆典籍处’登记备案，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翻印，违者罚款”。
同时设立 “文化发展基金”，每年从商税中提取三成注入基金，用于资助民间书院、印刷作坊与戏班剧团。基金申请采用 “匿名评审制”，无论申请者身份高低，只要其项目 “有助于文化传播或创新”，均可获得资助。
这些措施迅速见效。扬国都城的印刷厂从改革前的 7家增至 156家，书籍种类从以经史为主扩展到科技、异域风情、社会理论等多个领域。
其中《联邦诸国制度对比》《南洋风物考》等书籍多次再版，甚至远销明国、宁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 ，仅书籍外销一项，便让扬国的年财政收入增加 2%，为后续改革提供了资金储备。
第二步是强化基础教育，将文化优势转化为人口素质优势。朱祁铸在改革政策中规定：“每县需设立至少两所官办蒙学，凡七岁至十五岁的孩童，无论贵贱，均可入学，学费由县府财政承担。”
蒙学课程在保留 “三字经、百家姓” 的基础上，增设 “算术”“博物” 两科，教材由国家研究院统一编写，其中 “博物” 科收录了动植物、矿物、机械原理等基础常识，首次将科学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为确保落实，他建立教育督导制度：由翰林院学士组成督查组，每季度巡查各地蒙学的开课率、师资水平与课程完成度，结果直接与县令的考核挂钩，连续两年不达标的县令，将被调往偏远地区任职。
同时，他还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办学，规定 “私人创办的书院若达到官办蒙学的教学标准，可获得与官办同等的经费补贴”。改革不久之后，扬国的孩童入学率从原来的不足 1% 提升至 33，识字人口占比突破 30%，为工业改革储备了基础劳动力。
在文化产业与基础教育形成良性循环后，朱祁铸才将改革重心转向工业领域。他的策略并非另起炉灶，而是 “在工部框架内注入新动能”。首先，他下令将工部下属的 “营缮清吏司” 改组为 “工业标准司”，专门负责制定扬国的工业技术标准。
标准司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对标虞国的工业体系，组织工匠与学者研究虞国的《机械制造标准手册》《钢铁冶炼规范》《纺织工艺指南》等技术文献。
结合扬国的原材料特性进行本土化调整，最终形成《扬国工业标准第一辑》，涵盖钢铁、机械、纺织、建筑四大领域的 237 项具体标准。
为推动标准落地，朱祁铸采取 “示范引领” 的方式：在都城周边设立 “官办模范工厂”，按照新标准配备蒸汽动力设备、标准化生产线与工人培训体系。
工厂的管理者从科举出身的官员中选拔，但需先在虞国的同泽煤钢共同体、云陇省纺织基地实习半年，掌握现代工厂的管理方法。
模范工厂的产品直接供应皇室与军队，其生产流程对民间作坊开放参观，凡采用相同标准生产的作坊，可获得 “标准认证”，在政府采购中享受优先待遇。
针对文官集团的阻力，朱祁铸采用 “技术官僚引入” 策略：允许商人、工匠通过 “特别荐举” 进入工部任职，无需经过科举考试。
这些技术官僚专门负责工业标准的推广与监督，其职级与科举出身的官员平等，但考核标准侧重 “技术落地成效”，如某官员负责的区域内，采用新标准的作坊占比每提升 10%，便可晋升一级。
这一举措虽引发部分文官 “动摇科举根基” 的抗议，却为工业改革注入了专业力量。在工业体系的梳理过程中，朱祁铸尤为注重 “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扬国的漆器、丝绸、瓷器等传统手工业，在联邦市场仍有独特优势。他下令在模范工厂内设立 “传统工艺改良车间”，组织工匠与技术官僚合作，将蒸汽动力、标准化生产等技术引入传统工艺。
如用蒸汽烘干替代自然晾晒，使漆器生产周期缩短一半，用机械纺车替代水力纺车，同时保留传统的染色秘方，让丝绸产量提升的同时保持原有质感。这种 “改良而非取代” 的思路，既避免了传统产业的崩塌，也让技术革新更容易被工匠群体接受。
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朱祁铸借鉴虞国之前的 “公私合作模式”，成立 “扬国工业发展银行”，由国库注入三成资本金，其余七成向民间商人募集。
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向采用新工业标准的作坊提供低息贷款，贷款期限最长可达十年，还款方式可采用 “产品抵扣”，即作坊可用符合标准的产品偿还贷款，由银行统一收购后销往联邦各地。
这一模式既降低了民间作坊的融资门槛，也为银行带来了稳定收益，首年便发放贷款 73 笔，带动 120 余家作坊完成技术改造。
朱祁铸的改革，始终在 “守成” 与 “革新” 之间寻找平衡。他没有像越国那样引入政党政治，仍保留着科举制度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也没有像宁国那样设立内阁总理，坚持由太子直接统管六部。
但他通过文化产业的开放积累了改革资本，借助基础教育的普及培育了社会共识，最终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为扬国的工业体系注入了标准化、专业化的新内核。
这种 “以文化促改革” 的路径，虽没能让扬国在工业实力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却使其在联邦的竞争中找到了新的定位。
当虞国以工业输出、越国以资本扩张、宁国以军事威慑确立优势时，扬国正凭借其文化影响力，成为联邦思想交流的枢纽。
都城的 “崇文馆” 已成为各国学者交流的据点，其出版的《联邦思想年鉴》被扩散到了大明联邦各国，而那些融合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漆器、丝绸，更是成为扬国软实力的象征，在联邦的贸易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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