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镇的渔港码头停靠着一长溜满载而归的渔船，在此等候了多时的男女老少们，扛着竹杠踏着跳板都上了渔船。男人们背起鱼筐踏着跳板下了渔船，年老体弱的老人及妇女们则用竹杠抬着鱼筐下了渔船。
妇女们腰间围着一条破旧的围裙，头上包着一块蓝色的土布帕子，一双满是黑色裂口的手，竟比男人的手还粗糙。她们枯黄的脸上浮现出收获的愉悦，一双卑怯的眼睛不时地往自家的男人面孔瞟上一眼；碰巧男人也在朝她望来，两人的眼神一碰，嘴角一翘便露出一丝笑意来；甜蜜的恩爱顷刻就溢满了肺腑，似乎连舌间也渗出丝丝甜味来。男人在海上辛苦好多天了自当抚慰么。女人么，这便是她能给男人带来最大的乐趣了。
周廷锴的妹子秀姑和母亲也来到了码头。看见周廷锴在船上劳作，就甜甜地喊了一声：“哥呀，我和姆妈来帮你们卸鱼了。”
朱宝根的头转得比周廷锴更快，朝着秀姑憨厚地笑着。朱宝根他爹朱老庚与周若贤常年合伙打鱼，两人形同手足。那年，朱老庚到周若贤家喝酒，见到周若贤的妻子大着肚子端菜倒酒，便借着酒劲说：弟妹若是生个女儿，便嫁于我儿为妻；若是生个儿子，便与我儿做个异姓兄弟。
周若贤当即答应指腹为婚。只可惜朱老庚好人不长命。那年冬天，赶带鱼汛时，朱老庚多喝了两口酒，被寒风一吹，竟跌落在海水中，迅速冻僵了手脚，丢了性命。朱宝根他爹一死，一家人就没了生活来源，依靠周若贤的救济度日。其母思量道：靠人救济不是长久之计，便改嫁象山的渔民为妻，把朱宝根托付给了周若贤。周若贤把朱宝根当自家的儿子来待。周廷锴就把朱宝根当成了自家的兄弟，甚至夜晚不回家，与朱宝根捉对而眠。
周兰生看到朱宝根那得意地神情，便酸涩地喊道：“做活眼睛别乱瞟，两只脚走快点，卸了鱼好早些回家吃晚饭！”
朱宝根朝他得意地仰着眉眼：哼！馋死你这杀坯。周廷锴抬起头来对母亲和妹子挥挥手，说：“算了，你俩哪能抬得动呢。”
“那，我们两人抬一筐。”秀姑说。周廷锴摆摆手，说：“你还是往边上靠吧，不晓得是你抬鱼，还是鱼抬你呢！”秀姑撇着嘴转过身去。
周廷锴拖着竹编的鱼筐往前递送，眼睛却往码头上扫视着。远远地望去，渔行账房先生的长桌边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那是包税人邵老爷的女儿邵嘉慧。她穿着一身嫩绿色的锦缎对襟褂子，含着甜甜的笑意朝渔船上张望着。周廷锴身上的热血忽地升腾到头上，浑身顿时燥热了起来。他大声地喊着：“加紧卸鱼啊！卸完了就能去喝老酒哉。”
周若襄不解地问道：“别人急着卸了鱼，好回去抱老婆，你屁大点小鬼头急点啥呢？”周兰生用嘴角瞥向邵嘉慧，说：“喏，那边有只芦花小母鸡，正在瞄着这只金毛大公鸡呢！”渔民暴笑。
周廷锴抬眼向邵嘉慧望去，只见她娇嗔地扭转身去。“他咋能跟邵老爷的宝贝女儿挂搭上了呢？”周若襄诧异地问道。周兰生抢着说：“还不是他那张脸长得光鲜呗。正月十五耍花灯，他扮演擎彩球的童子，翻斤斗逗引金龙咬彩球，就把小娘子们的心都给勾走了。”
朱宝根在一旁纠正道：“这只瘟生专会胡说乱编！她跟秀姑是姐妹道。”周若襄砸砸嘴，说：“这倒蛮新鲜的，时事是变了，嫩嘴黄芽的小家雀就晓得找相好的了；只是这门不当户不对的，邵老爷要是知晓了，肚皮都要气破了。”
“兰生你可记牢了，欠顿打！”周廷锴怒吼道。
周兰生嬉笑着跳到了一边。周若襄回头对周若祥说：“若祥哥。廷锴阿侄蛮有花头的，自己就有了相好的，倒省得你替他定媳妇了。”
“小孩子家闹着玩的话你也能当真吗？”周若祥头都不抬地说。
周若襄一本正经地对周若祥说：“廷锴可不是一般人。你看他的精气神旺得很呢！将来准会有大出息的。”
周若祥不经意地朝儿子瞟了一眼，说：“有啥狗屁的出息，还不是海里讨食的命么！”
邵阿大拖着鱼筐，边走边说：“那小娘子长得倒是细皮嫩肉蛮有几分姿色的，只怕是将来随了她娘脾性，那才是现世报呢！”
周若襄拉下脸来，对着他大声呵斥道：“你这老甲鱼嘴里从来吐不出一句人话来，连放屁都咂脚后跟！”
邵阿大蔑视地扫了周若襄一眼，说：“你这嫩口黄雀少吵吵，她娘的名声可不咋好呢！听说是上海书寓里做小先生的。邵老爷到上海的书寓玩婊子那会入了老鸨的套，花了几千两银子才给她脱了籍，弄回来做了填房的。”
周兰生见周廷锴满脸怒色，便转移话题说：“上海可是花花世界呢！听说那里遍地是黄金，就是捡垃圾也能发大财呢！”
“做你娘的白日大头梦！遍地黄金你咋不去捡呢？”朱宝根替周廷锴出气，恶狠狠地说。
周兰生仰着头说：“你晓得啥么。哪天我就不当这苦死人的鱼花子了。我要到上海去淘金，发了财回来买地盖房做船东。”
“你就会撒谎吹牛皮，闲话比屁还多。”周廷锴愤恨地说。
“你别找我的茬。有了相好的，迟早会让人知晓的么。”周兰生大不咧咧地说。
周廷锴一把抓住周兰生的胳膊就想摔倒他，朱宝根也从周兰生的身后抱住了他的腰，三个人扭成一团。周若祥就吆喝道：“饭吃饱了，有力气没地方用是吧？都干活去！把手底下的活路抓紧了。全是些没出息的货色，自小就会窝里斗！”
邵家的族人邵阿兴正在码头搬鱼，竖起两只耳朵倾听着他们的对话。他两只眼睛一直紧盯着周廷锴，心想：这个讨海的瘪三，跟我一样破衣烂衫的，穷得浑身上下只剩一根屌了，竟想娶邵老爷家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周若祥大声喊道：“都巴结点做活了，扯嘴皮子能填饱肚皮啊！”
渔民们都散开了，各自忙碌起来。周若襄走到周若祥的身边轻声地问道：“这毛鲿鱼咋弄呢？”
周若祥略加思索后说：“先放进冰鲜仓里，别让鱼臭掉了。明朝天不亮时，你和廷锴把毛鲿鱼送到宁波卖给渔行，要让渔行开了缴税的票据，别弄巧成拙惹了事端。”
周若襄喜悦地说：“你尽管放心。我是三只手指捉螺蛳，十拿九稳的！”
渔港码头的不远处有两间石板屋，门口左侧竖着一根木制的旗杆，一面上书‘奉旨抽厘’的锦旗在杆头飘荡着，那就是宁波厘局设在天台镇渔港收税的分卡了。这厘税原是当年闹长毛的时候，清廷为筹集军费便在各县设了厘局，为征收往来货物设的税种。后来贪官污吏们私自增设分卡，弄得十里一局五里一卡；逢路设卡，逢人收税，过几道卡就收几道税。倘若你挑一担米走过几里路，收的厘税就比米价都多了！
清末，天台镇的码头便已停靠了冒着黑烟的小火轮。这些小火轮，将天台镇的海鲜珍馐与山间瑰宝送往宁波的市集。梭子蟹被精心包裹在刨花中，即便长途跋涉至北京，依旧活力四溢，坚硬的壳下隐藏着鲜嫩的肉质。三四斤重的大黄鱼，全身闪耀着如金子般的光泽；而三四指宽的带鱼则闪烁着铮亮的银光；鲜美的牡蛎，可以在集市上现剥现吃；蘸上调料，其肥美的肉质洁白如玉，令人回味无穷；山间的嫩笋，带着清晨的露珠，被送到了上海的餐桌，为食客们带来一丝清新的山野气息。这些新鲜的海鲜与南方的特产，在宁波或上海的市场上都能卖出令人满意的价位，彰显出天台镇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物产资源。
商贩们卖出了鱼虾山货，返回乡里时又带了五金、百货、食物等各类商品到集市上去卖，挣的是来回两头的钱。由此，每到渔汛季节，南北各地的商贩们就云集在天台镇，收购各类时鲜鱼货和鱼鲞、咸鱼、黄泥螺、戗蟹等抢手货。商贩们用蒲包和竹筐装了货物，车拉船装地运往内地及海外。天长日久，集市日渐繁荣。天台镇遂成了国内知名的干鲜海货和南货的交易集市。
清末，衙门的管理体制中缺乏系统化的税收机制，以及健全的财政收支体系。军队将士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竟依赖战时的掠夺。而地方官员，则依赖着制度化的贪腐和受贿手段来维持生计。他们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受贿，包税制与诸多不公正的规矩交织成一幅残缺的税制画卷，与制度化的腐败融为一体。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所描绘的那种坏资本主义的显着特征。
清廷在与外国列强的多次交锋中，屡战屡败，只能以割地赔款的方式来换取短暂的安宁。朝廷每年都要向各国支付巨额的赔款，导致财政陷入了极其拮据的境地。为了填补巨大的财政黑洞，朝廷不得不采取卖官鬻爵的手段，以搜刮民脂民膏来填补财政的亏空。因此，朝廷上下盛行起了卖官的风气，官职被标价出售，价格逐年下滑。然而，这些被售出的官职大多只是空有其名的虚衔，而无实质性的职位。若你希望获得真正的职位，就必须再付出更多的银钱来打通上层的关节，这样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邵云善凭着祖上传下来的几十条渔船包租给渔民，一年到头也有数万两的银子入账。他拿出些银子买了个候补知县的顶戴。邵云善花了大笔的银子只落个虚衔，心中委实不甘。做官就是为了发财，这种赔本生意谁会去做呢！他寻思只有补了实缺方能捞回买官帽的银子。可花钱买官的财主多如牛毛，衙门里的差事早就人满为患，哪有空缺等你来补的。即使你肯掏大把的银子孝敬县太爷给你弄个实缺，又大都是出力不讨好又没油水的苦差事；别说捞回本钱，只怕是自己还得贴赔些饭菜钱。
当时地方的税收是可以由士绅包收的，叫做包税人。包税人与收税官商定税收的数额，只要交够数额，剩余的就是包税人的利润了。邵云善算计道：花大笔的银子去捐官，还不如在天台镇做个包税人坐地抽税，那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呢。于是乎，他带了不菲的银子孝敬了县太爷，得了个包税人的名头。从此后，他便在天台镇设了厘卡坐地收税。
“皇权不下县”。古代行政机构最低一级就是县，更低级别的亭长、里长都是推举出来的乡绅担任。乡村都是通过乡绅实现自治，县府官员想要对地方征税，都是通过乡绅来执行的。邵云善当了包税人，实质上也就是当了天台镇的一镇之长，只不过当时叫做亭长。县衙要征税，只得通过他来执行。
那时节，当个厘局的收税官甚至肥过县太爷。收税官可以编织各种借口，在正规赋税之外加征各种规费，这些规费便是收税官的收益。以当时的行情，若有一两银子进到国库，至少也有一两银子落入了收税官的囊中。而后，演变成漏入贪官污吏腰包的银子，远比缴入国库的多出数倍。
邵云善当了天台镇的包税人，便在渔港仓库附近建了两间石屋。石屋前树了一根杆子，上面挂着一面“奉旨抽厘”税旗，每日早上升旗，傍晚落旗。每到渔汛季节，码头边放一张长桌和几杆大抬秤，邵云善便坐在长桌中间的太师椅上，坐镇厘卡收税。那就是宁波厘局设在天台镇渔港收税的分卡。
厘税原是当年闹长毛的时候，清廷为筹集军费，便在各县设了厘局，为征收往来货物设的税种。后来贪官污吏们私自增设分卡，弄得十里一局，五里一卡；逢路设卡，逢人收税，过几道卡就收几道税。倘若你挑一担米走过几里路，收的厘税就比米价都多了！
邵云善做包税人不过年把的光景，就轻松地收回了卖官花费的全部银两。而且，他还在天台镇靠近山脚的地界购得几百亩良田。他的大儿子邵家骏又在天台镇开了一家最大的渔行，叫做骏龙渔行。渔行把渔民的渔获低价收进，运到宁波和上海高价售出；再从外埠运来修造渔船、编织渔网，以及生活所需的煤油等物料卖给渔民，做的是两头赚钱的生意。渔行还给渔民们赊账提供各种材料用品，既赚取商品差价，又坐收高利贷的利钱，多头赚取渔民们的血汗钱。
数十年来，天台镇的行政、财税大权，派捐、收税、缴粮、收银都经过邵家的手。邵云善更有米糠里榨油、瘪虱皮中挤血的手段，从中揩油拔毛无数。邵家便由此聚财，遂成为天台镇的首富。邵云善请来了风水先生在镇上选了一块风水宝地，运来福建的石材、南洋的花梨木、西洋的彩色玻璃建了一座豪宅。宅院楼阁飞檐挑梁，白墙黑瓦；门墙、梁柱上均雕有飞禽走兽和才子佳人的故事；黑漆的大门上打满了铜泡钉。宅院的门口卧着一对石狮子，那是用福建东山的草青石雕就的，这种石材任凭太阳暴晒也不会烫手的。
这座宅子，几乎成了天台镇的衙门，百姓们有了难事，都是要到这里来上供求镇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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