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天开始，父亲下班回家后，吃饭后就躺在床上看毛泽东选集，一看就是大半夜，父亲夜夜失眠。
母亲去医院找院长问了父亲的情况，院长说：＂你们家老周就是太犟了，他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定了右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有机会一定会改正的，也会摘下右派帽子的！＂
母亲回来后劝父亲：＂老周，人家院长说了，你承认了右派言论，他们就不开你的批判会了！＂
父亲气愤地说：＂我就是死了也不想承认，因为我说的是实话，我们现在全家吃饭都困难，吃顿韭菜饺子也是更加困难，这是实话，怎么就是右派分子呢？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承认错误！＂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玩完回来，发现家里来了一大群人，除我们自己家人，大多数是邻居，还有几个是父亲工作的医院的人。
他们急忙把父亲抬上救护车，救护车鸣笛开走了，母亲和几个姐姐在一起哭泣。
我问四姐爸爸怎么了？为什么这个样子？四姐说：＂爸爸吞金自杀了！＂
这次父亲吞下金子没有死，在医院里被医生抢救过来了父亲回家养病。
病好后，父亲继续去医院上班，一天，父亲失踪了，家里家外找不到人，母亲与我们都很痛苦。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是被县里下来的大汽车拉到县里开会去了，名为开会，实为学习班，父亲是以右派身份参加这次活动的。
六月的一天，医院接到沈I阳东I陵公园J管会通知，说去认个死人。
医院的人去认人后，从死者兜里掏出工作证，确认是老周，便通知家属去接老周的尸体。
我和三弟周海侠随母亲去了沈阳。在兴隆店小镇火车站上了火车，当时我的大姐和大姐夫也跟去了。
我和弟弟还太小，才五六岁，还不知道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在火车上听着车轮碾压钢轨的有节奏的声音，还觉得好玩。
进了北陵公园，先去了军管会办公室，后来又去陵墓南门的一片一人高的松树下，母亲不让我们往前走，我和弟弟站在原地等他们。
后来母亲又叫我们去一棵大一点的松树下，去见死去的父亲。
母亲、大姐、大姐夫、二姐、三姐、四姐、大哥及我和弟弟，我们一家人，从北陵公园西门进入直奔公园军管处。
母亲与大姐、大姐夫走进J管处的门，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大哥与弟弟在外面等。母亲和大姐及大姐夫一个小时后才出来。
有两名穿军装的士兵及三名穿蓝衣裳的中年男人走在前面。我们跟在他们后边走，走过烈士陵园，走过陵西的松园，走过林荫路，走过陵南的湖水边，沿陵园墙边走，绕到陵园东北面的一片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松林边上，我们都停下了脚步。
一个穿蓝衣裳的领导对母亲嘀嘀咕咕地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给我的感觉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与我们家有关系的事情。
尔后，母亲及大姐大姐夫跟那两个士兵及三个穿蓝衣裳的人钻进树林深处。不久，从松林深处传来了哭声。不久，母亲及大姐夫出来了。
母亲的眼睛红了，泪水挂在了腮边。大姐夫走到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及大哥弟弟身边，声音沉重地对我们说：“跟我走，去看你们父亲最后一眼吧。”
我跟在他们身后走，树林里杂草丛生，野蒿子散发出醉人的清香，阳光穿过松树的针叶落在杂草上，各色虫子纷飞乱跳。各种鸟的叫声清脆入耳。从远处传来游人的欢声笑语。
走着走着，我停下了脚步，低矮的小松树的松针叶扎我的脸。大姐夫问我：“怎么不走了？你爸爸就在前边的松树下，看你爸爸最后一眼，以后再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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