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非主角第一视角】
【总而言之不是艾比出场的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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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爱斯科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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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11日 巴黎 多云
巴黎入冬了，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冬天格外得冷。我今天起来得格外迟，哥哥雨果早上起来，对我开着玩笑：“冬天这么冷，把我们家的小鸟都逼得冬眠了。”
他的眼睛底下有两片乌黑的痕迹，眼中布满了血丝，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本该是个好好庆祝、法国人感到光荣的日子，但是现在的法国，被曾经的输家给占领，就连政府也发文让我们别搞纪念活动，所有人正常上班。
我们的心都沉甸甸的，德国人逐渐出现在巴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次看到他们的脸，我的心中都生起一团怒火——一个侵略者，有什么资格将自己称为法兰西的救世主。
我随便吃了几口，就拿起外套准备离开。哥哥把下巴撑在手上，看着我的动作，嘴唇翕动了几下最后还是没说出什么。
我怀疑他看出来我要干些什么了，但是选择了沉默。德国人现在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也有人劝我们不要抵抗，说不定会惹怒城里的那些德国军官。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宁愿在蓝白红的旗子下面当个乞丐，也好比成为红白黑色旗子下的贵妇人。
街上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我很快就在其中找到了我在大学的朋友。她们亲热地拉住我的手：“让我们去给那些英雄送花！”
贞德像、无名战士雕像，还有巴黎其他很多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雕像前，都摆放了花束。德国士兵们从清晨开始就在驱逐人群，但是抵挡不了“热情”的法国人。大学里的不少学生都逃课出来，站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来抵抗德国人的行为。
我看着无名烈士的纪念碑，突然感到了一阵悲凉——二十年前的凡尔登，我们的好士兵们作战三个月战线也未曾移动一千米，但是现在的巴黎，抵抗了不过一个月就让德国人的坦克开过了凯旋门。
一个警察拦住了我，他打量了我许久，似乎在观察我是学生还是老师。我骄傲地挺起自己的胸膛，给他展示我佩戴在胸口上的蓝白红色的小花结。
“你在这干什么？”
“我在香榭丽舍留下鲜花，撞见了我的同事和学生们。”
“学生？你是老师？”警察蹙了蹙眉，“那你更该为自己的学生做好表率，而不是在这里煽动你的学生。”
“是的，我是个高中老师。而且我并不认为我出现在这里是违反规定的，我告诉我的学生们用庄严的心态去为向这四年的死者表达敬意，我叮嘱他们不要聚集在凯旋门下给其余献花的人带来困扰。我不认为我僭越了自己身为教师的责任。”
那个年长的警察看着我，仿佛原本攒足的怒火也瞬间泄了气，他将自己从来没真正落下的警棍放下来。他张了张嘴，回应我的似乎也只有沉默。最终对方伸手推了我一下：“快回去吧，老师，你更应该在课堂上教你的学生这些。”
我摇头，说：“我还不能回去。”
最终我还是走了进去，鲜花被法国人自发的摆在周围，而巡逻的德国士兵对此也无可奈何。人群中不算特别安静，我看着那团不断跳跃的火焰，思绪飘到远方，直到朋友怼了怼我的手臂。
“你听说了吗，今天早上有人在协和广场的克里孟梭（领导法国获得一战胜利的首相）雕像前出现了一个花圈，上面配以法国国旗红白蓝三色组成的绶带，印有“戴高乐将军”字样。”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却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感。
我看着人群，小声地对我的朋友说：“法兰西永远不缺乏勇士。”
好在警察对此的态度相对比较宽容，气氛虽然略显紧张，却还不至于失控。
傍晚，学校放学后，巴黎的气氛为之一变。各高校师生自发组成队伍，走过香榭丽舍大街，向凯旋门聚集。我们挤在人群中，听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的人大喊“法兰西万岁！”。我和陌生人们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马赛曲在人们组成的浪潮中又一次被歌唱出来。
但是很快，德军很快组织了人手。一个拟人的猎手拿着黑色的警棍出现在我面前，腰上憋着枪，戴着头盔。他皱着眉头看向我的胸口，眯起眼睛。他有着一个宽而厚的下巴，看起来似乎的确文质彬彬，但是下一秒——
对方的棍子没有第一时间落在我的身上，他打量着我看起来似乎不像是穷人的衣服，随后伸手把我的绶带抓了过去。
“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小姐。”他微笑着说，但是警棍瞬间落在了我的小腿上。突如其来的疼痛让我几乎支撑不住要跪坐在地上，我看着那个人身后，有一个脸上带着血污的男人跌跌撞撞地被几个德国人拽着胳膊扔上车。
那个德国人似乎还想继续挥着棍棒，但是他手上的那个警棍看起来似乎不符合他的心意，直接落在地上击中了他的脚指头。混乱的人群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里，我感到自己身后有人用力地拉着我的肩膀，把我往四散开的人群中推过去。
我抬头，想要看那个德国军人有没有拔出他的手枪，但是哥哥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这里人多，他们不会随意开枪的。”
一天没出现的哥哥脸上也沾着些灰尘和血污，我能感受他脊背上绷着的力量。我不清楚哥哥是否在害怕，但是他的呼吸是沉稳的，步伐也没有一点慌乱。他没带着我回家，而是走进一条小巷，这里没有多少人，我从腹部升起了一种恐惧感。
“我要离开巴黎了。”哥哥对我说。
我眨了眨眼睛，的确清楚地知道这件事对哥哥、对爸爸妈妈和我、对整个巴黎都很重要，他是个要去主动寻求解放和自由的人，我不可能去阻止他。唾液不断地分泌出来，我吞咽着口水，现在，我似乎才真感到国家、战争与自己的关系。
哥哥紧紧握着我的手，他的表情看起来，尽管有些痛苦，但是格外坚定。我们现在必须要把一切兄妹儿女朋友的感情和关系都放到一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肩起更大的责任了！
仿佛一切都离开我了，从我脑子里划了过去，我问：“那你要带走什么呢？”
“啊？”哥哥看着我，好像忘记了一切似的。
“我说，你离开巴黎，要带走什么呢？”我问道，随后又自言自语，“对的，要钱！”我，伸手去掏自己的口袋，微微颤抖着把里面的纸币拿出来，又想起自己口袋里的那个蓝白红绶带。我出门的时候其实做了两条。
我把钱和法国放到了哥哥手心，催促着他快点收下，天很快就要暗下来了，德国人还在街上徘徊。
“薇拉，快走吧，替我为妈妈告别！”哥哥说，他也紧紧握住了我的手，随后又补了一句，“爸爸和我商量过了。”
我们互相看着，随后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我感觉自己的心要裂开来，但是最后还是推开了哥哥：“你也要小心，家里还有我呢！”
哥哥点头，下一秒他便消失在我面前。
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我抹了抹眼泪，随后把脸颊两侧垂下的发丝收拾好，装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慢慢踱步回家了。
那天晚上，爸妈听说了哥哥的事情，为此我们特地开了瓶红酒。我们小声地说：“祝雨果凯旋回来！祝巴黎！祝法兰西！”
三只酒瓶碰在一起，但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连笑也不能放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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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13日 巴黎 阴
我回到家，在街上我照旧用每日的配给券和同事结伴去德国人指定的商店兑换每天的食物。和同事拐出商店后，我们分道扬镳，道路上行人稀少，气氛沉闷，只有风中偶尔传来几声低语。
这段时间从外界传来的消息都不算多么好。在非洲北部英军被德国非洲军团打得连连败退，正在向埃及方向撤退，在亚洲日本人也一路势如破竹，而在苏德战场德军已经包围了莫斯科。一切看起来似乎毫无希望。
我回到家，却发现客厅里站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爸爸的眼睛通红，他看起来疲惫极了。而妈妈则是捂着脸，肩头不停地耸动，哭声压抑着从她的手中透出来。那个人转过身，他看起来最起码四十几岁了，满脸歉意。
几乎是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泪水滚烫地滑落过我的脸颊，那人递给我一封带着血污的信，有好久，我都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最后我几乎是整个人滑进那张椅子里，哥哥死在了法国，据说也是个法国人亲手杀的他！
法国人杀死了一个法国人，这多么让我感到可笑！我想起一年前的11月11日，也是在法国，那个警察拦住我们巡逻的师生。我是多么想问他：“不尊重这个日子的人是德国人，法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的先烈献花！”
我很想哭，为自己的哥哥，也为那个杀了我哥哥的法国人，更是为了我的祖国！
“我以为……”我对那个人断断续续地说，“我以为你们巫师也是区分国籍，或者说，也是知道爱自己国家的……”
那个人的手按在我的肩膀，他叹了口气，似乎不知道从何说起：“或许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巫师才勉强算是人。你们这几天最好小心些，晚上不要出门，那些巫粹党很可能也会盯上你们。他们更不把法国人当人看。”
我苦笑一声，突然不清楚该说些什么了。
在这种难以支撑的沉默中，妈妈开口了：“那你们的那个电台，还搞不搞了？”
她说的是哥哥在1940年开始就建设的那个专供巫师听得电台，尽管我们都是麻瓜，但是我们都知道哥哥的这个秘密。
妈妈又说：“需不需要我们帮忙？”
爸爸和我都抬起了头，看向哥哥的战友。对方沉默了片刻，随后摇了摇头：“不，不需要，电台当然还有，还很多！我们还会继续战斗下去！”
哥哥的战友在我们家只待了一会，他告诉我最好把哥哥的信也给烧了，为了我们这些还苟活之人的安全。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空气仿佛是个要破碎的玻璃瓶，或许真的破碎了，只是被我们还活着的三个人努力缝合起来。哥哥的痕迹被我们悄悄地掩藏起来，虽然没人提出过，但是我们都偷偷地干着这件事。互相隐瞒，也不对彼此提起。
之后的一个星期，一群穿着黑衣服的党卫军闯进我们家，说是要搜查与哥哥生前的相关物品中，很可能会有与其所属组织的讯息。
爸爸奋力地解说着，但是那个带头的人只是带着一丝微笑，看起来似乎是怜悯，仿佛是在观察着闹事的孩子般。最后妈妈拉着爸爸坐回客厅的沙发上，我们看着雨果存在过的一切被封存在箱子里。
于是，相册、杯子、乃至于全家福，哥哥在家中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仿佛他从来没诞生在这个家中。我抓着自己的裙子，努力将自己按在沙发上，只是这副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个害怕的年轻女教师。
一个德国军官路过我，对我露出一个笑容：“小姐，请你放心，没什么需要害怕的。”
“没什么需要害怕的？”我反问道，看向那装满雨果面庞的箱子，里面的照片中，哥哥要么在微笑、要么在沉思、要么在平静地看向镜头。
我又一次问道：“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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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12日 巴黎 晴
今天注定是难熬的，法国的抵抗组织遭到了重创，盖世太保的名单翻得哗哗作响。原本寂静的城市、乡村，一扇扇房门被推开，穿着黑色便衣的盖世太保将一个个法国人带走，他们所有人被定下的罪名都是叛国罪。
在过去和今天那无数个寂静的夜晚，我们听着隔壁邻居家传来的尖叫和打砸声，那是朱利安和奥莉薇，他们都是哥哥在比利时就认识的朋友。我们沉默着坐在一起，直到党卫军的人敲开我们家的大门。
他们一番搜查就离开了我们的家，是的，他们又能查到什么呢？雨果的一切早在一年前彻底消失，他曾经的战友也一个个死在了盖世太保和巫粹党的枪炮或魔杖下。
就这样，一夜无眠，直到爸爸小心地捧出那个电台。那是哥哥的战友在去年留给我们的，他的名字我在之后一个月的报纸上看到了。不管是巫粹党还是德国军人，他们都大力悬赏这个叫做寇里·克劳奇男人的项上人头。
琳琳告诉我们，整个巴黎魔法界的抵抗组织，只剩下了我们手中的这一部电台。她睁着她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对我们说：“请和琳琳一起离开，薇拉小姐！你们迟早会被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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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和我的父母，还会这样继续若无其事地活下去吗？那么，我们就要真的放弃我的哥哥雨果，和他的同志们用牺牲和鲜血去扞卫的这座城市吗？那么，法国人就要在德国人的控制下浑浑噩噩地成为他们帝国的养料吗？
那么，我该放弃自由吗？我该放弃解放我的祖国吗？我该无视曾经为法国流干鲜血之人的牺牲吗？
我绝不。
看到这里的人啊，虽然我不清楚你是谁，但是请原谅我这个法国麻瓜最后的胡言乱语吧。我不清楚法国魔法界的巫师是否放弃了抵抗，我也不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会被后人如何诉说。
但是我亲爱的同胞，与我共饮塞纳河水的法国人，还在为了自由奋斗的战士们啊，我将在1943年7月3日的凌晨迎来属于我的终结，但是我却从未像现在这样坚定。
我相信清晨还会到来，我坚信死亡如期而至，我也断定法国总有一天会迎来解放。
为了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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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薇拉·拉图尔·爱斯科特是二战时期的法国巴黎的传奇女特工。在1942年法国巴黎谍报行业遭遇巨创的时候，她和她的父母挺身而出，用寇里·克劳奇（1907.5——1944.1，二战m.R.S的传奇特工、抵抗组织战士）留下的电台成功为巴黎的抵抗组织留下最后一点星火。
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爱斯科特一家用手中的电台源源不断地向伦敦发送消息，同时为法国全境的巫师分享来自全世界所有反抗法西斯和巫粹党的抗争消息。
在爱斯科特一家的努力下，法国北部被重创的组织逐渐恢复起来，散落在各地的成员恢复了与伦敦的联系。薇拉也在不断地为新加入的成员进行无线电培训，然而就在1943年6月，由于邻居举报，爱斯科特一家被捕。
而理由仅仅只是因为，这位邻居只是出于嫉妒，因为她喜欢的男孩莫里斯经常去爱斯科特一家学习无线电。
爱斯科特一家被捕后受尽拷打也不愿吐出任何信息，为此巫粹党不得不对他们使用了摄神取念，在拷打过程中，薇拉的父母吞下毒药自尽。可惜的是，身为麻瓜，薇拉无法抵御摄神取念，巴黎的抵抗组织遭到了严酷打击，莫里斯也于1943年7月4日被巫粹党枪毙。
值得深思的是，尽管身为麻瓜，但是爱斯科特一家都展现了极高的反抗决心和高超的谍报能力。他们在那段灰暗岁月里与巴黎巫师们对话，讨论着美食、战争、音乐，启发了更多沉默的巴黎人奋起抗争。
而身为巫师，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我们中间也存在着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人物存在。
战争结束几十年，格林德沃已经成为了历史，出乎意料的，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追捧的对象。本文是巫师联合大会授权编纂的《沉默的历史》一部分，同时也是卷首篇章。意在通过这些解封的文件，为读者展示一些真实的历史细节。
这份手稿写自1943年7月2日，第二天，薇拉·爱斯科特便死在了绞刑架上。巫粹党似乎认为薇拉一家的反抗，极大得破坏了他们的自尊心，因此当时的法国话事人文达·罗切尔亲自下达了她的绞刑处决。
1946年，爱斯科特一家分别被授予法国金星贞德勋章和英国亚瑟王十字勋章。1949年，薇拉·爱斯科特被授予专门为纪念二战期间为魔法界和麻瓜做出贡献的吉纳维芙勋章。
而对于牺牲的爱斯科特一家四口来说，尘世的一切荣誉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我们无法知道，在牺牲的前一刻，薇拉的心中在想些什么。但据一位当时和薇拉一间牢房的幸存者回忆，在薇拉牺牲的时候，她似乎听到了薇拉的歌声。
最终，这位光荣的巴黎女儿，半路出家的特工，为了同志放弃逃生的历史教师，在人间吐出的最后一个词是：“自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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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11日，历史上的一战停战日。也是1940年11月11日，在法共的领导下，巴黎的学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那天学生们通过向无名烈士墓献花来表达自己对德国占领者的抗议。
【2】这里其实是参考的二战真实历史人物，努尔·伊纳亚特·汗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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