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见王先生竟然讲起了愚民政策，以及儒家的阶级划分思想，两道剑眉瞬间就拧成了麻花，当即反驳道：
“王先生，莫要再提那所谓的愚民之说！
天下百姓绝非愚昧无知之辈，谁待他们好，谁又在鱼肉他们，百姓心里都清楚得很。
只是长久以来，他们遭受皮鞭的抽打与暴政的欺凌，在无尽的压迫之下，早已失去了自由表达内心真实思想的勇气。
秦始皇吞并六国至今，天下百姓只能默默忍受独裁暴政，将所有的苦难与愤懑深埋心底，这又岂是他们的本愿？”
马超稍作停顿，他深吸一口气，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语气说道：
“再看儒家的阶级思想，此乃何物？
实则就是在讲授一种天命论，妄图以所谓的天命来界定世间众人的地位，让剥削者心安理得的高高在上，被压迫者则逆来顺受，甘为蝼蚁。
这种思想，看似是在调和社会矛盾，实则是在投放慢性毒药，一点一滴的侵蚀着国家根基，必然会将整个国家推向毁灭的深渊。
而人民军是什么？是一支被新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一把坚不可摧的铁榔头！
其存在的意义，便是要以雷霆万钧之势，砸碎儒家思想禁锢百姓思想的枷锁。
要让天下百姓挺直脊梁，勇于反抗一切不合理的剥削与压迫，不再被那套迂腐的思想所束缚，真正成为自己和国家命运的主宰者！”
王先生听闻马超之言，眉头微微皱起，正欲再言，伊宝忠见状，赶忙上前一步，接着说道：
“皇上，人民军所秉承的建军思想，虽然是有别于其他军队的，但军队服从并效忠于强者的思想却并未改变。
而且臣认为，这种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很难得到改变的，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军心士气。
国家有国家的统治律法，百姓有百姓的认知习俗，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教育和时间慢慢改变。
臣请求您能从善如流，一切都徐徐图之，切莫操之过急啊！”
马超听着伊宝忠的劝说，心中虽有自己的坚持与思考，但见二人言辞恳切，态度坚决，且他们所言也并非毫无道理。
在这二人的轮番劝说之下，马超深知若再坚持己见，恐会引发更大的波澜与动荡。
无奈之下，也只能暂且就此罢休。
待参加朝会的人员到齐之后，马超便抬起脚，一脸严肃的率先走入忠烈祠礼堂。
当进入礼堂后，马超先是来到忠烈祠供奉的灵牌前，双手恭敬的拿起一束香，缓缓点燃。
马超手持香束，对着灵牌深深鞠躬行礼，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敬意与追思。
当祭祀仪式完毕之后，他才缓缓坐上龙椅，开始了登基之后的第一次大朝会。
上午的朝会中，所有人都在各抒己见，讨论粮食储备、龙钞兑换、商贸外交、工业生产、修渠垦荒、惠民福利、官僚体制等诸多议案。
因为事先都有相关部门进行筹划，所以这些议案在朝会中被提出来审议，也只是马超想群策群力、查漏补缺，使这些议案能在实施过程中更加顺畅。
这次的朝会形式打破常规，并非是皇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臣工们恭敬侍立在两侧的样子。
而是文官们列于左侧，武将们站在右边，每人都配有一把椅子，可以在朝堂上自由议论，还能根据需要起身走动交流。
当初马超在设计朝会制度的时候，甚至还提出废止传统朝会模式，提议由内阁来主持召开部长级会议。
因为在他看来，大朝会这种效率低下的参政议政形式，早就该被少数人的精英会议取而代之。
毕竟专业的事，就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处理，人多嘴杂时非但不能迅速解决问题，反而极有可能会让问题变得错综复杂、难以理清头绪。
但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就被王先生、母贤君、马强等人给否决了，唯恐帝国以后的皇帝，会像万历皇帝、天启皇帝那样的懒惰。
在这次大朝会上，马超表现的格外低调沉稳。他只是默默倾听着内阁首辅王先生、道德委员会委员长母贤君、国防部长伊宝忠三人与臣工们进行讨论。
直至他们达成统一的意见后，马超才会微微点头，简短而有力的说出两个字：“准奏！”
马超那平静的面容下，似是隐藏着对帝国未来发展的深远谋划，以及对臣工们所讨论的议案，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大朝会依照事先安排的议程，应该在中午十二点准时结束。可马超却毫无要结束的意思，邀请所有人一同共进午餐。
他的这一举动，让那一百多参加朝会的人员大感困惑，在前往警卫团驻地就餐的途中，众人皆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与疑惑，彼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很快，就有目光敏锐之人察觉到，赵四海、高杰、王朝、马保国等一众明国投诚将领，在午餐时皆围坐在了马超的身旁。
这一微妙的场景，仿佛在预示着即将发生某些重大的人事变动，以及帝国对外政策的重新部署。
果不其然，下午的朝会议题仅有一个，那就是马超以帝国皇帝的名义，为这些明国投诚将领发放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分为金银铜三种，金牌的有效期限长达八十年。无论拥有者是生是死，皆可凭此金牌免除三族内成员的死罪。
银牌的有效期限为六十年，无论拥有者是生是死，皆可凭此银牌免除直系血亲的死罪。
铜牌的有效期限是五十年，在此期间，无论拥有者触犯了何种严苛的律法，均可凭此铜牌免除自身的死罪。
但需明确的是，这些死罪的免除，并不意味着拥有者能够逃避律法的制裁与惩处，而仅仅是免去死罪这一项刑罚。
违法者依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马超赐予肱股之臣免死金牌，与其说是对臣工们的恩赏，还不如说是他笼络人心、觊觎大明江山社稷的一种手段。
也正是在这次东征凯旋之后，马超的心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位心思缜密的权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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